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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的基础

www.duhougan.com 分类: 电子版 作者: 白毫 频道: 名著读后感 阅读: 在线投稿

  商鞅变法的基础

  法家经典《商君书》最重要也最精彩的,是“更法第一”。所谓“更法”,也就是“变法”。用现代语言来理解,就是“改革”。

  《商君书•更法第一》是透过辩论的形式完成的。书中角色有四个:秦孝公、商鞅、甘龙和杜挚。在现实政治环境中,这四人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政治力量;秦孝公是中立派;商鞅是改革派,是少数力量;甘龙和杜挚则是保守派,多数力量。力量搏弈中,作为中立派的秦孝公是绝对力量,也是平衡力量,商鞅与甘龙和杜挚则是敌对力量。

  作为改革派的商鞅只有一个人,而作为保守派的却有两个人:甘龙和杜挚。这就显示了改革力量历来都是少数派,而保守力量则历来都是多数的政治现实。但搏弈中,改革虽然力量少,但基本上都是处于攻势的;而保守派虽然人多马壮,则往往处于守势。这一点,在“更法第一”中,通过四人的对话,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商鞅力劝秦孝公变法,他的重点有三:其一是“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要变就要快,要有决心,不要迟疑,不要犹豫,这是要秦孝公坚定决心。其二是“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愚蠢的人成了事还不明白是怎么成的,只有智慧者才能在事成之前就能预见到萌发的迹象;这是要秦孝公做个聪明者。其三是“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追求至德的人不去符合世俗,成就大业的人不去同愚昧之众商量;这实际上是要求秦孝公远离保守力量。

  商鞅要求秦孝公也不必顾及旧有的“法者”,因为无论新法旧法,能使国家百姓得到好处的就是好法,必须下定决心改变旧法。更不必担忧旧有的“礼者”,因为礼是为方便家国事业的,只要能够对国家百姓有利的,就是好礼,必须下定决心革新旧礼。商鞅的这一套理论,跟邓小平的“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论,实际上是一回事。

  相对于商鞅咄咄逼人的论点,保守派的反击就显得毫无力量了,起码火力不足。甘龙这样反驳商鞅:“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圣明的人不随便改变百姓的习俗,有智慧的君主不随便改变实行多年的成功之法去治理国家。接着,他又说:“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怕不遵循秦国的旧法,又改变礼制,担心天下人会非议孝公。

  甘龙的这套理论,不但毫无反驳之力,实际不过是钻进了商鞅提前布好的套子里;或者说,无非是应征了商鞅的论点“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甘龙乖乖的把自己打造成了“俗”和“众”,更加证明了商鞅要秦孝公做“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中的“知者”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果不其然,甘龙话音未落,商鞅毫不客气进行了猛烈而有效的还击:“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你这些话,正是世俗的庸常言论。并且马上举出现实的例子:“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夏、商、周三代正因为礼制不同,才能王领天下;春秋五霸也正因为法制不同,所以才能称霸。“夫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聪明人制定法,愚蠢的人才能受制法;贤能的人制定礼,无能没出息的人受拘礼。接着冷淡讽刺:“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象甘龙这样拘于旧礼受制于旧法的人根本不值得和他商量,更没必要和他谈什么改革。“君无疑矣!”孝公您还有什么好疑虑的呢?

  商鞅论辩极具针对性,批判更是力道十足,甘龙无言以对。

  但是保守力量是不会这么就甘于退居下风的,于是杜挚马上作出同样具有针对性的强硬回应:“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好,你要变法可以,没有百之倍的利益,为什么我们要冒险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为什么我们要更换已经使用顺手工具?“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效法古法的先制没有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出偏差。

  商鞅的反击简单有力:“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好吧,你要抓着古法不放是吧?以前的朝代各不相同,古法那么多,你想效法哪一个呢?各代帝王的礼制也不尽相同,你又想遵循哪一个的呢?“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礼制和法令,都要根据实际的现实情况灵活制定,都要顺应不同时代的潮流才合适,就象兵器铠甲,各类装备一样,目的是要方便高效和实用,为什么一定就要死抱着“古”“旧”不放呢?“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汤、武如果死抱着前王旧制,能兴旺吗?而殷、夏之所以被灭,难道是因为改变古礼旧制才消亡的吗?“君无疑矣!”孝公您还有什么好迟疑的呢?

  这回,甘龙和杜挚没声音了。

  中立力量秦孝公则大喜:“善!”商鞅你说得太好了!“穷巷多怪,曲学多辩;”穷巷小道走出来的人没什么见识,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才喜欢争辩。“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那些拘泥于世俗陋见的凡庸言论,我再也不听,也不会再因为他们迟疑了,商鞅你就放手大干吧。

  作为改革派的商鞅胜利了,彻底击败了保守派,争取到了处于中立状态的绝对力量秦孝公。变法开始了,这一变,就把秦国从一个偏僻小国变成了一代王霸,也为始皇帝的空前伟业奠定了基础。

  但我们不可忽略,商鞅变法的基础,也就是在《商君书•更法第一》中的这场大辩论的基础,完全是立足于王霸之业的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这是一种完全的着因于维护统治利益的学说,是完全忽略了一切个人权利和需求的学说。“民”在这场大辩论中所体现的作用,始终是一种为达成国家目标而存在的有效和必要的工具或者器物;针对于“民”所讲究的,也就是作为工具器物的“物性”,而不是作为“人”的“人性”。

  这,就是商鞅变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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