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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冲突:伊斯兰教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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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冲突:伊斯兰教传入中国

  钱磊,1989年生于安徽芜湖,2007-2011求学于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现就读于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对人工智能有浓厚的兴趣,主要研究领域:埃及政治外交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QQ171937696

  导师刘云,男,1966年生,甘肃酒泉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中东学会理事,国家社会科学项目通讯评委。

  摘要: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形式、影响和结果,是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就此问题,从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介绍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大致过程和主要方式,并对大唐王朝和刚刚崛起的伊斯兰阿拔丝王朝之间的军事政治冲突和协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公元750年的怛罗斯之战,对唐与阿拔丝王朝有重要的意义,但因为随后的大唐安史之乱和阿拔丝王朝将目光转入西方,中亚形成了势力中空,进而给了吐蕃崛起的良机。另一方面,阿拉伯-伊斯兰商人作为中伊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他们在中国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公元760年的田神功之乱,和公元878、879年黄巢起义军在泉州和广州的掠夺,对伊斯兰在华商人势力造成了严重的打击。目前,还没有人估计过这种打击所造成的结果和影响。

  关键词:唐朝;伊斯兰传入中国;怛罗斯之战;中伊经济交流

  1 引言

  伊斯兰教在中国唐朝时期的传播,是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是伊斯兰教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源头,而且跟回回民族的形成发展密切相关。不清楚伊斯兰教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具体情况,我们就不能很好地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一千多年来传播历史有一个宏观上的把握,也就更不能进行相对微观的分析。

  事实上,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忽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至今还不够深入也不够全面。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关于伊斯兰教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文献资料缺乏,研究起来有很大难度,使人望而却步;二是近些年学术界的注意力多集中于现当代伊斯兰教的研究,著作也较丰富,较少有人特别关注伊斯兰教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情况。

  笔者在研究“文明冲突和对话”系列课题中,对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方式、影响进行阐述和分析,并将各自的特点进行对比,以期了解认识它们的规律,进而对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有所裨益。基于此,研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问题,成为笔者研究课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整个话题文明冲突和对话的研究有十分基础性和重要性的作用。本文就是想在伊斯兰传入中国问题上,介绍一些情况,分析一些问题,表达一些看法。

  2 初唐时伊斯兰入华:永徽二年(651)的儒伊初会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于公元7世纪初在阿拉伯半岛创立伊斯兰教。公元8世纪,伊斯兰教势力已经扩大到埃及、北非、中东和西亚地区。伊斯兰教、基督教与犹太教是世界上三大一神教,且三教都是源自于古老的犹太教。伊斯兰的教义基点,即:真主安拉(Allah)是世间唯一的神,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是最后一位先知。伊斯兰教认为,自亚伯拉罕、摩西、耶稣而来、直到穆罕默德的所有先知,都是真主的使者,都是人而非神,他们的使命是传播信安拉的一神教,因为一神的知识是世间最真的真理。但是,曾经的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在传播安拉的知识时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犹太人将一神的知识据为己有,不传播出去,这违反了安拉的意愿。于是,安拉派遣使者耶稣前来改正。耶稣将希伯来圣经变成新约,向广大的世人布道,并为布道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后来的基督徒们将基督耶稣当天神一样膜拜,并认为伟大的耶稣是天神的孩子。这违反了真理!因为世间只有一个天神,那就是真主安拉。所有的先知(即安拉的使者)都是凡人。基于基督徒的错误,“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从天使加百列获得了天神的启示《古兰经》,并开始虔诚的布道之路。

  伊斯兰教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治实体。伊斯兰教基础组织“乌玛”,类似于现代的社区,是穆斯林生活的基础。伊斯兰社会中,人们根据沙里亚法来规范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清真寺不仅仅是穆斯林礼拜的地方,也作为凝聚人心的仪式性场所而为相互认同提供了物质基础,并进而为国家政治体制和伊斯兰文化打下了根基。

  伊斯兰教创立后不久,约于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可是精确的年份殊无定论。中国穆斯林的传说,伊斯兰传教士很早就来到中国传教。据17世纪何桥远的记载,早在公元7世纪,就有4个先知穆罕默德的门徒,即四贤,来到中国传播伊斯兰教。至今,在泉州、广州和扬州的四贤墓,仍是广大中国穆斯林的圣地。但是有关四贤的身份至今仍是个迷,甚至有关四贤事迹的真实性,也有学者表示怀疑。(林翠茹 & 庄景辉, 2002,p.337-360)&(Arnoild & Thomas, 2001, p.296)

  伊斯兰学中外学者虽然无法确定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但普遍以大食国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派使团到中国为起点。《旧唐书》对这次历史性的朝贡的记载如下:“开元初,遣使来朝……其使谒见,唯平立不拜,宪司欲纠之,中书令张说奏曰:‘大食殊俗,慕义远来,不可置罪。’上特许之。寻又遣使朝献,自云在本国唯拜天神,虽见王亦无致拜之法……”(刘昫, 2002,vol.198,p.3616-3617) 在文化交流层面,此次华伊的初次接触突出了华伊文化上的差异。大食使者坚持穆斯林只向真主膜拜的宗教立场,坚决不对唐高宗下跪,表现了不妥协的伊斯兰教一神思维。而朝廷则以邦交为重的政治考量,不对使者置罪,其间体现了唐朝廷包容的华夏文化的多元调和思维。这和佛教入华并无出现宗教矛盾的情况,形成强烈的对比。

  20世纪初执教于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伊斯兰学学者汤姆斯·阿若(Thomas Arnold)认为,651年大食朝贡团是阿拉伯世界两股势力(阿拉伯与波斯)政治角力的结果。(Arnoild & Thomas, 2001, p.295) 7世纪50年代阿拉伯侵占波斯,波斯向唐朝廷求救。唐朝廷认为距离太远,不宜出兵。但遣使到阿拉伯替波斯求情,同时探听新冒起的阿拉伯的实力。阿拉伯哈里发奥斯曼(Caliph Uthman)遂于651年遣使随唐朝使节到中国朝贡。

  据统计,从651年到798年,大食共派出了39个朝贡使节团到唐朝廷。但是,在友谊外交之下,随着两大文明的各自的扩展和相互接壤,政治利益引起矛盾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这些矛盾进而演化出军事上的对抗,从此长久的影响到两大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

  3 八世纪的中伊军事对抗与合作

  公元 7 世纪,大唐与阿拉伯(大食)两大帝国几乎同时崛起在亚洲的东西两端,并且都向中亚开拓疆域。疆域的开拓和边界的自然靠拢过程中,既有和平的文明交往也有暴力的军事冲突。据史料记载,唐与大食的军事冲突先后发生过六次,战争的胜负不仅关系到唐与大食在中亚的力量对比,而且也决定着伊斯兰教在中亚以及中国传播的命运。

  7世纪中叶,唐朝在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叛乱后,分置蒙池、昆陵二都护府管理楚河东、西中亚各地,此时唐朝政治势力已达里海东岸,中亚归入唐朝版图。葱岭以西的安国、康国、吐火罗、俱密诸国,贞元年间皆为唐的藩属,高宗武后年间皆为唐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所辖之地。

  阿拉伯方面,早在公元7世纪后半叶,被阿拉伯人称为“列王之父”的哈里发阿布杜勒·马利克(685-705年在位)的统治时期,哈查只·伊本·优素福被任命为掌管伊拉克总督,在他的领导下,阿拉伯帝国的疆域向东方获得了极大的扩张。由于垂涎中国的富庶,他应许他的两个大将:穆罕默德·伊本·卡西木和屈底波·伊本·穆斯林,谁最先踏上中国的领土,就任命谁做中国的长官。于是屈底波征服了阿姆河流域的布哈拉、撒马尔罕等中亚地区,而穆罕默德征服了印度的北部地区。(中文维基百科,怛罗斯战役,Para.3)

  当阿拉伯帝国的势力在和唐王朝经营的安西四镇接壤后,中伊之间有了直接接触。此时的中亚西域,西面是以传播普世的真主安拉的意志、顺便满足阿拉伯游牧民自身征服欲望的、极具进攻性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东方是正值国立鼎盛、且极富开疆拓土意愿的中国大唐王朝和华夏文明,而两者之间是附庸于两大阵营的数目众多、大小不一的政治实体或部落组织。另外,自7世纪兴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因为先天的地理因素,成为中亚角逐的一大变数。战争,一触即发。

  公元8世纪初,大食军威四震后,为了谋取唐在西域的属国,遂与吐蕃联合,开始排挤唐朝势力。由于唐朝的兴衰关系到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传播,因此唐、吐蕃、大食三股势力在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展开了长期的较量。冲突到开元、天宝年间渐趋严重,导致了开元三年(715)、开元五年(717)、天宝七载(748)、天宝十载(751)、乾元元年(758)、贞元十七年(801)的六次军事冲突,其中四次直接发生在唐朝的西部边境。

  所有的军事冲突中,天宝十载(751)的怛罗斯战役,规模最大,冲突涉及面最广,影响也最深远,它不仅在中伊关系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对大唐帝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怛罗斯战役前,唐与大食在唐与大食在中亚发生过两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一次是开元三年(715),一次是开元五年(717),这两次事件都与吐蕃有关,其格局是大食联合吐蕃,同唐对抗,谋取唐在中亚的属国,排挤唐朝的势力。开元三年的战争,其导因是大食与吐蕃合谋发兵攻略拔汗那,该国兵败,遂向唐求援。因拔汗那是唐的属国,内附岁久,故唐出兵救援,结果是大食战败但未伤元气。而开元五年之战,是因为大食、吐蕃图谋唐朝四镇引起的。这两次战争,大食都是主动进攻的一方。第一次战争其目的是为了谋取唐的属国,而第二次战争其目的就更进了一步,是为了侵夺唐朝本土(安西四镇)了。唐、吐蕃、大食三种势力在中亚一带的角逐,天宝年间渐趋严重,以至酿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就是怛罗斯战役。

  杜佑在《通典》边防总序中有关怛罗斯之战的记载,可以让我们一窥战争全貌:

  我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熏伐。西陲青海之戌,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高仙芝伐石因于怛罗斯川,七万众尽没。(刘昫, 2002,vol.165,p.987)

  怛罗斯战役的起因,据中国史书记载,是西域藩国石国“无番臣礼”。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领兵征讨,石国请求投降,高仙芝允诺和好;但是不久高仙芝即违背承诺,攻占并血洗石国城池,掠走男丁,屠杀老人、妇女和儿童,抢夺财物,并俘虏石国国王并献于阙下斩首。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向阿拔斯王朝求救。高仙芝得到消息后,决定采取先发制人之策,主动进攻大食。

  鉴于当时唐帝国在西域的影响,有许多葛逻禄及拔汗那国的士兵参加大唐的军队,组成的大唐联军有七万多人,其中有唐兵二万人左右。而阿拉伯方面的兵力,由于阿拉伯史料的缺失,我们只能从阿拉伯典籍的零散史料中估算。当时的阿拔丝帝国很可能把军队保持在大约25至30万之间,而其中大部分部署在帝国西部以应付拜占庭帝国。阿拔丝帝国在呼罗珊以东附属国地区可以调动附庸军人及当地藩国可参战的兵力,数目则很夸张,册府元龟上记载以吐火罗为首的中亚12个诸国可动员兵力不下90万。关于怛罗斯战役中双方到底谁占有绝对人数(正兵+附庸)优势,由于阿拉伯方面的军动员的人数在中、阿双方典籍上没有任何记载,尚没有一位中外学者涉及到此问题,故暂时无法断定。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怛罗斯战役,唐朝方面是长程远征深入敌后的,故阿拔丝王朝方面应当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调动足够多的附庸军参战。

  史载战斗持续了五日。初期战斗唐王朝的精锐步兵占上风,但是因兵力和补给问题,战争变成僵局。其间大唐联军的葛逻禄部见势不妙,倒向大食。唐军步兵因此与唐军主力失去联络。阿拔斯王朝联军乘唐军士兵发生暂时混乱的机会,出动重骑兵主力对唐朝步兵猛攻。高仙芝受到大食与葛逻禄部两面夹击,无力支撑而溃不成军。此役以大食军完胜奔袭问罪的大唐联军为结局,唐七万余士卒近乎全没,只有少数逃脱。

  怛罗斯战役对后世的影响、在历史上的贡献几乎为零。一些外国学者仅称这场战争为小冲突(skirmish)。(McNeill, William H. McNeill,1998) 葛铁鹰认为,虽然阿拉伯典籍上唐军的数字可能有相当程度的夸大,是因为阿布·穆斯林(Abu Muslim)作为阿拉伯历史上非常著名和重要的人物,他与中国人打了如此规模的大仗、胜仗,但是像泰伯里(卒于923年)和雅古特(卒于1229年)这样的大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却对这场战竟一无所知、闻所未闻,实在让人匪夷所思。(葛铁鹰, 2003) 阿布·穆斯林是阿拔丝王朝的宣教师,他在呼罗珊(中亚伊朗)为阿拔丝王朝建立了一只能征善战的军队,并与公元747年率领呼罗珊人发起起义,从而掀开了推翻伍麦叶王朝的战争序幕。但公元750年的怛罗斯战役,是否是由阿布·穆斯林指挥,尚待商榷。因为此时的阿拔丝王朝正与西方伍麦叶王朝展开生死之战,身为阿拔斯王朝两大名将的阿布·穆斯林应当身处中东伊拉克地区。

  尽事实上,尽管怛罗斯战役高仙芝战败,唐王朝的整体实力,以及在西域的影响力并未受到动摇。战后,唐王朝仍在中亚继续扩张。753年,封常清攻占大勃律菩萨劳城,而于755年达到了西域经略的鼎盛。从长安安远门西行至唐境西陲是1.2万里,陇右作为东西交流的咽喉要地,成为唐朝最为富庶的地方。756年,参与怛罗斯战役的拔汗那与阿拔斯王朝仍派兵助唐镇压安史之乱。拔汗那位于葱岭以西最靠东边的七河地区小国,是唐朝在中亚“事唐最谨”的藩属。雷纳·格鲁塞指出如果在天宝后期没有发生内乱和革命的话,唐朝在此战所遭受到的灾难是有可能会得到恢复的。然而随后爆发的内战(安史之乱)却使唐朝永远的失去了这个机会。(Grousset & René [1939] , Translated by Walford, Naomi [1970])

  怛罗斯战役前后的一系列战争,是中伊两大文明之间因领土相近和利益冲突而产生纠纷和对抗,但这种对抗并不是必然的。

  首先,华夏文明是一个独立的且充满活力的区域文明,她有她固有的一整套体系,覆盖了华夏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同于中亚两河流域和北非马格里布地区,中国华夏文明是不输于从中东文明中涅槃而生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华夏文明也没有推倒自己固有的传统来适应伊斯兰文明的意愿,也不需要。同样的,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文化的中东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她也没有丝毫的可能全盘接受更东方古老文明的征服或同化。事实上,华夏文明在当时,是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并肩的。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优势或相差悬殊的政治军事实力。所以,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像在北非马格里布那样的全盘征服一样,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全领域完全战胜和取代华夏文明,是不可能的。同样的,大唐王朝征服中亚以致中东北非,也是毋庸置疑的不可能。两种文明必然是长期胶着,或对抗或对话的。而且,华夏文明不像基督教文明,没有天生的把伊斯兰教视为敌人的文化基础和传统。

  其次,军事力量起源于呼罗珊的阿拔丝王朝,此时刚刚推翻伍麦叶王朝,正处于势力上升时期,而政治军事重心是向西进一步扫荡伍麦叶王朝残余势力。公元747年6月,阿拔丝人宣教师艾卜·穆斯林在呼罗珊(中亚地区)发动起义,得到呼罗珊人的广泛响应。起义军很快夺取了呼罗珊省会木鹿城,树起阿拔丝人的黑旗。当东方的大局已定时,起义军挥师西进。749年10月30日,阿拔丝人领袖艾卜·阿拔斯被拥戴为哈里发。公元750年1月,艾卜·阿拔斯率领大军在大扎卜河战役中彻底粉碎了倭马亚王朝最后一任哈里发马尔万二世的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役相当于宣告了倭马亚王朝的灭亡。754年,阿拔斯王朝第一任哈里发卜·阿拔斯死于天花,随后阿拔丝王朝最高层陷入政治军事斗争,无暇东顾。所以,怛罗斯战役前后,伊斯兰文明的新秀阿拔丝王朝,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应对东方的大唐势力。

  最后,公元755年开始的安史之乱,严重削弱了大唐的综合国力,并进而直接影响了华夏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政策。陷入内乱的唐朝,已经丧失了争夺中亚的雄心和精力。

  基于此,虽然怛罗斯之战的冲突规模很大,但因为冲突双方各自的国内政治问题,双方在西域基本放弃对抗的政策而转入对话和合作。

  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促使中国与大食化敌为友,唐朝向大食求助,借兵平乱。“阿拔丝国王“曼苏尔”(Abbsid Caliph,al-Mansur,754-775在位)随即派兵相助,并成功从叛军手中夺回二都,西南府与河南府。战乱遂平后,这批大食军队没有回国,他们停留下来并和当地人通婚。”3 《旧唐书》也证实大食军队于唐代肃宗年间安史之乱时,参与平乱和夺回长安和洛阳的战役。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元帅光平王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刘昫, 2002,vol.10,p.166) 黑衣大食“至德初遣使朝贡,代宗时为元帅,亦用其国兵以收两都”。(刘昫, 2002,vol.198,p.3617)

  平乱结束,唐朝廷安排这批大食军队从广州由海路归国。可是他们却害怕被认为在中国服役期间吃过猪肉犯了禁忌,而拒绝回国面对质疑。至德三年(758年),他们在广州结合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及穆斯林骚乱,大肆劫掠商店。《旧唐书》中这样描述这一幕:至德三年九月,“广州奏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刘昫, 2002,vol.10,p.170)后来,广州刺史得朝廷恩准,允许大食军人留下,并在数城市给予配给房屋与土地,让他们留居,和当地妇女结婚。

  阿拉伯军人成为伊斯兰教的先驱定居在广州与长安,但是人数有限,且社会经济影响微弱。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外交使者与传教士更是寥寥无几,且几乎没有引起华夏文明的社会领域的变动。因此,伊斯兰军人、使者与传教士都不足以成为传播伊斯兰教的主力军。

  4 中伊经济交流和蕃坊制度

  阿拉伯商人是伊斯兰教入华的主力军,同时也是将伊斯兰文明深刻嵌入到中华文化中的纽带。如同在世界其它地方,伊斯兰-阿拉伯的势力和影响,总是从商人和贸易开始的,在中国也不例外。先知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之前,就曾做过很久的商人。伊斯兰教诞生的阿拉伯半岛,就是从印度洋到地中海的红海商道的一部分。生活在阿拉伯半岛中部沙漠和红海之间的阿拉伯部落,从跨印度洋-地中海贸易中获益甚丰,且这种获益不仅仅在经济上,还有文化上开阔视野的好处。基于此,伊斯兰-阿拉伯文明从一开始就对商业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不仅表现在阿拉伯-穆斯林商人遍布几乎整个旧世界(地理大发现以前的世界)中部和东部的每一个角落,同样也表现在阿拉伯-穆斯林商人推动伊斯兰文明向外征服的独特现象。据悉,哈里发时期阿拉伯人征服北非,就是在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的劝说和推动下开始的,而商人往往充当异文化的介绍着和征服的向导。

  在中国,阿拉伯与波斯伊斯兰教商人自公元6世纪起,垄断了东西方贸易中最重要的丝绸之路以及南洋群岛香料贸易。西方上层社会的消费者依赖他们输入高需求的丝绸与香料胡椒,而东方的生产者依赖他们输出高值的丝绸与香料到西方。这种高利润的丝绸和香料贸易,吸引了大批阿拉伯与波斯伊斯兰商人东来。唐朝开放的外贸政策,在另一方面,激励着阿拉伯-穆斯林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来中国和南洋通商贸易。在多方条件的促进下,于此形成了一个以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为中心的多向贸易网络,一个东向连接中国、中亚西域、印度和东南亚,西向连接东非沿岸、西北非、欧洲,以中东为中心点的贸易网络。

  在东方、中国,阿拉伯-穆斯林商人散居在长安及华南沿海一带的主要港口,如明州、广州、扬州和泉州。商人不是文化传播者,既无传教士的宗教专业知识,也无宗教使命感,他们的目的纯粹是为了经商盈利,因而只需要给予一定的宗教自由的空间。事实上,早期以大量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为主体的伊斯兰文化,对中国本土的儒道文化,没有构成威胁,这同佛教以高姿态加入中原恰恰相反。因此,中国本土文化及本土文化的维护者,也乐于接受低调的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势力,并给予他们一定的宗教自由。自唐代开始的蕃坊制度,基本反映了中国本土文化及政权对待阿拉伯-穆斯林商人文化的态度。

  但是,穆斯林独特的宗教生活和习俗,与汉人文化有极大的不同。伊斯兰的一神文化和伊斯兰“普世化”的愿望,以及非伊斯兰“战争地区”的概念,使得伊斯兰文化带有深刻的文化优势感和扩张欲望。相对而言,崇尚祖先崇拜、儒释道文化交融的乡土气息浓厚的中国本土文化,虽极具包容性,但却无法忍受伊斯兰文化“推倒重来”的文化交融模式。唐朝的蕃坊制度,与其说是对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的宗教宽容,不如说是对伊斯兰文化在中国传播的一种刻意的限制和约束。两种文化,墙里墙外,容许接触,但却要接触方式和范围接受基于一定法则的控制。而这种法则的根本源头,则是中国本土文化的自我保护的意识。

  唐朝时,蕃坊制度下,在允许穆斯林享有宗教自由的基础上,尽量减少双方的摩擦和冲突。唐朝时,政府限制穆斯林与汉人通婚和置产。开元元年(713年)卢钧出任广州刺史,奏云“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辏……先是土人与蛮獠杂居,婚娶相通,吏或挠之,相诱为乱。钧至立法,俾华蛮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由是檄外肃清,而不相犯”。9

  唐朝以后,蕃坊制度更加完善。政府给予蕃坊高度的自治权,在各蕃坊(如广州的光塔寺和泉州的晋江附近)设政府委任的蕃长主持蕃内的社区和宗教事务,甚至还有一定的司法权。蕃坊内还设有伊斯兰教堂和蕃学堂。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在蕃坊内保留了其族群的传统习俗、语文和政治经济习惯等。

  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公元760年的田神功之乱,就是对东南地区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经济势力的一次严重打击。

  田神功(?-774年),冀州南宫(今河北南宫西北)人。天宝末年,安禄山署为平卢兵马使。曾随唐将董秦(赐名李忠臣)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又参与平定淮西度度使李希烈叛乱,上元元年(760年),田神功讨伐叛将刘展,至扬州大掠,兵祸富庶的江淮地区。据《旧唐书·田神功传》中记载:

  田神功,冀州人也,家本微贱。天宝末,为县里胥,会河朔兵兴,从事幽、蓟。上元元年,为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兼鸿胪卿,于郑州破贼四千余众,生擒逆贼大将四人,牛马器械不可胜数。寻为邓景山所引,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刘昫,2002)

  田神功在军事上的成就和对朝廷的忠诚无愧大唐名将的称号,但其在扬州的所作所为,极大的损害了东南沿海的国际贸易以及中国与阿拉伯的相互交往,这种杀鸡取卵的行为为后来者开了罪恶的先河。

  唐末农民起义(黄巢之乱)时(875年—884年),农民起义军曾一度转战江南。乾符六年二月,即公元878年,起义军原领袖王仙芝在黄梅(今湖北黄梅西北)兵败,被政府军曾元裕部斩杀。王仙芝余部随后奔亳州(治今安徽亳州市)投靠黄巢,推黄巢为黄王,称“冲天大将军”。于此同时,唐朝廷在河南地区布置严密兵力,压迫河南起义军的活动范围和生存空间,黄巢兵团被迫引兵南下江南。十二月,黄巢兵团进入福州(今属福建),随后血洗泉州,劫杀富商万人。而此时的泉州,是东南沿海的国际贸易商港之一,与明州、广州、扬州并称。起义军从泉州继续南下,一路劫掠沿海,挥兵入广东,攻占新兴城市潮州。乾符七年(879年),黄巢向朝廷讨封广州节度使不成,大怒攻克广州,控制岭南,在广州大肆滥杀无辜,包括阿拉伯、犹太、波斯等穆斯林商人在内被杀者有十二万,财宝掠夺一空。广州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和重要的财赋供应地之一,黄巢军在广州大肆滥杀无辜,屠杀穆斯林商人一事不见于中文史籍,但据阿布·赛义德·哈桑在其《中国印度记闻录》中记载,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商人和犹太商人被杀者有二十余万。

  田神功在扬州,和黄巢军在泉州和广州的劣行,对中伊经贸关系的影响之大小,目前没有国内外学者给予足够的关注和详细的分析。但是,从两次动乱中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和波斯伊斯兰商人遭受的损失之大,可以一窥当时中伊经贸规模之巨,虽然这种规模毫无疑问的会因为这两次动乱而大幅度缩减。

  研究唐朝时期中伊经贸交流的形式、影响、挫折和问题,对研究阿拉伯-伊斯兰商人推动中伊文化交流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Arnoild, & Thomas. (2001). The Spread of Islam in the World. New Delhi: Goodword Books.

  2 林翠茹, & 庄景辉. (2002). 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 刘昫 .(Eds).(2002) .旧唐书 .北京:中华书局

  4 中文维基百科(2012). 怛罗斯战役. Retrieved November 12, 2012 fro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0%9B%E7%BD%97%E6%96%AF%E6%88%98%E5%BD%B9#cite_note-.E9.98.BF.E6.8B.89.E4.BC.AF.E5.8F.A4.E7.B1.8D.E4.B8.AD.E7.9A.84.E4.B8.AD.E5.9B.BD.E4.B8.83-9

  5 马志峰.(2009). 论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 西北民族大学.

  6 [唐]杜佑.(1984). 通典·边防总序 .卷165,987页.北京:中华书局,.

  7 McNeill,William H .McNeill .(1998). A World History, pp.227. Oxford Univ Press

  8 葛铁鹰.(2003). 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七 . 阿拉伯世界研究,2003年第5期

  9 Grousset, René [1939], Translated by Walford, Naomi (1970).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pp.120.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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