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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的鲁迅——读《两地书》断想

www.duhougan.com 分类: 刊物版 作者: 尚论聪 频道: 名著读后感 阅读: 在线投稿

  尚论聪,自由撰稿人。曾用笔名歌斐木,司马白羽等。1981年生于中国西部,现居北京。中学时代开始发表诗歌、散文作品。大学毕业后曾一度就职于媒体,著有旅行散文集《一路向西》。因热爱中国古典文学,后从事先秦哲学研究,著有《周易品读》、《孟子品读》《史记品读》,诗歌评论集《最美的楚辞》,同时在《齐鲁晚报》、《焦作日报》《南岛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等各类报刊杂志发表诗歌、散文、书评二十余万字。现从事剧本创作与图书策划工作。QQ363179294

误读与偶识

  我读鲁迅的作品大概是十六七岁,一个叛逆的年龄。然而当时所读的也不过是《朝花夕拾》、《呐喊》和《彷徨》,我也读《野草》,然而并不大懂。实际上,从中学开始,语文课本里就已选入了不少鲁迅的作品,然而,这正是误读鲁迅的初始。

  语文课的害处,首先是对鲁迅文章的肢解,老师总是要学生不厌其烦的总结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以及从中发见鲁迅的伟大。这样一来,学生固然是熟透了文章中的字句,然而对于文章的涵义却是十分模糊的。这种教法的恶果是人物的脸谱化,即斗士的模样和大师的花脸。所谓大师,就是一尊已经成型的偶像,令人只敢仰慕,而无法深探其内在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指作家的心灵,也指其作品的内在情怀。

  真正读懂鲁迅,尤其是对鲁迅本人的清晰认知,要从高中二年级说起。某一天,在学校图书馆的旧书架顶上忽然看到一个纸箱,纸箱一侧贴着一张写着隶书小字的纸条:鲁迅全集。这行字简直就像是一道从眼前划过的闪电,令我小小的眩晕了一阵。我回头透过书架的空隙瞅了几眼,见图书管理员依旧懒洋洋的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打盹。便迅速的拉过旁边的一张椅子,然后爬上去将纸箱搬下来放在了地上。这是一套七十年代出版的鲁迅全集,从第一册上的总目录来看,好似有八九本(如今已记不清了)。不过,纸箱里仅有六本。尽管如此,我仍然从书目上知道了鲁迅的其他作品。后来,我曾向管理员借这套书,却被告知这套书只有教师才有资格借阅。不过,管理员告诉我,图书馆里有鲁迅的单行本,他可以给我找找。虽差强人意,但总比没有的好。就这样,我先后读了《二心集》、《坟》、《三闲集》……这些书真正扩展了我对鲁迅先生的认识。

  对鲁迅先生产生颠覆性的认识始于读《两地书》和鲁迅先生的日记,那时已是大学时代。先生于我而言已不再是一个偶像了,而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血肉饱满的人。这些观感与我青年时期的那些印象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并不那么完美,甚至有着某些缺憾的形象。唯其如此,这才是真实。

  除了中学、大学时代所读鲁迅的作品,此后的岁月,依稀又读了些鲁迅的文字,然而令人惭愧的是时至今日我依旧未能读完他的全集。从他的杂文来看,他确乎是一个斗士型的人物,然而《两地书》中的鲁迅却是温柔缱绻的,甚至有那么几分调皮。然而,这无改于他作为一个斗士的特质。与胡适,陈源,梁实秋相比,鲁迅身上没有妥协的成分,甚至连同代文人身上的名士气也比较淡。鲁迅与梁实秋曾打过笔仗,其中关于“翻译问题”的那一仗对近现代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都有很大的影响,梁氏文章好,当得上先生的对手。若拿二人相比,梁氏犹如绿衣娇娘手中的杏花,而鲁迅则是黑衣刺客手中的铁剑;读梁氏《雅舍小品》宛若在明月清风之夜品茗,读鲁迅《且介亭杂文》却如于暗夜黑风中猎狐;梁氏犹如柳间善鸣的黄鹂,而鲁迅则是枯枝上戾叫的枭。鲁迅先生自己也曾说,他愿意做一个猫头鹰,发出令以道德自居的君子之流们胆战心惊的叫声。

灵魂的相遇

  《两地书》收集了鲁迅与许广平自1925年3月11日至1929年6月1日的通信,辑录成书时按通信地址分为“北京”、“厦门—广州”、“北平—上海”三部分,总计135节(实际收入信件多于135封)。

  《两地书》堪称鲁迅先生与女友(爱人)许广平的鸿雁往来之证,在谈论这本书之前,还是不免八卦一下鲁迅先生的情感生活。鲁迅先生的前半生与爱情近乎陌路,1906年,鲁迅的母亲将其从留学之地日本骗回来,要他与一个旧式女子成婚,她便是朱安。是年7月6日,他们行了旧式婚礼,鲁迅26岁,朱安29岁。结婚的第二天,鲁迅就返回日本,此后他即便是回国,也避而不见朱氏。

  从文学家的心理而言,朱安绝非鲁迅内心认可的对象。与同样讨了旧式太太的胡适相比,鲁迅是不会妥协的。胡适先生温和敦厚,而鲁迅先生则刚烈执拗。所以,鲁迅先生注定要背这一副枷锁。他曾说,“女性是没有错误的,我只能陪着她做了一世的牺牲”。从“逃出”家门返回日本,再到从日本回国并在教育部任职,鲁迅始终形影相吊。实际上,鲁迅一度在教育部就职,物质上也较为宽裕,但是他的友人却发现他的床褥十分单薄,冬天依旧穿着单裤子,给人一种寒伧、自虐倾向。任何一种行为,都有着深刻的心理根源,由此也可想见鲁迅内心的悲苦状态。当然,具体是何种心理驱使他这么做,我们已无可深究。当然,攻击鲁迅的人也会制造一些传闻,坊间的八卦说辞也不少,其中一说便是为了遏制生理需要,这些八卦和近年热炒的“近代名人婚恋”一样充满了臆断。

  直到1927年,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教,与女友许广平结合,他的单身生活才宣告结束,这时候鲁迅先生已经36岁了。

  鲁迅与许广平的相恋,自然引来了不少流言蜚语。对于此,鲁迅先生在《两地书》的序言中曾说:

  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污蔑的也有,但我们咬紧了牙关,却也挣扎着活了六七年。

  在短短的一小段话里,鲁迅先生用了两个“挣扎”,“咬紧牙关”,“活了”这等词汇,其内心的焦虑与苦痛又是外人所能知耶?

  《两地书》第一部分的信实则是“同城信”,当时鲁迅先生担任着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教职,结识了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性——他的学生许广平。在北师大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中,许广平与另外四位同学同为先锋人物,同样,鲁迅先生也站在学生一方。《两地书》第一部分的内容,便多次提到“驱杨”。

  在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写给鲁迅先生的第一封信中,许广平于称呼时端正的写着“鲁迅先生”,落款则很恭敬的写着“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信中的内容是“请教人生的道路”,就像一个普通的青年一样,大时代变革中的许广平有着和同龄人一样的苦闷,她说:

  苦闷之不能免掉,或者就如疾病之不能免掉一样,但疾病是不会时时刻刻在身边的——除非毕生抱病——,而苦闷则总比爱人还来的亲密,总是时刻地不招即来,挥之不去。先生,可有甚么法子能在苦药中加点糖分,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

  这里面含着虔敬,也有求取长辈指点迷津的意思。鲁迅先生的回信十分诚恳,又透着几分幽默。首先,他不认为自己能够为青年指路,意即他不觉得自己是青年的导师。他以墨子临歧路恸哭而返,阮籍大哭而回,以及野路遇老虎而爬树作答,委实有趣的紧。值得一说的是在复信的称呼中,他称许广平为“广平兄”,这令许广平大为不安,特特的在下一封信中询问。鲁迅先生的回答似乎并不能令人满意,至少是不令我满意。当然,这原因主要还在于文字的“含蓄”。据我的理解,称自己的女弟子为“兄”,首先是消弭性别上的不同,此即男女平等是也;其次,是不以尊长自居,“兄”之称并非“兄长”之意,而是一种谦逊态度。民国之人于通信中称“兄”,多此类也。

  若从文章论,此时的鲁迅先生是老而弥辣,而许广平则是新刃发硎。从本质上说,他们乃是同一种人,只是鲁迅先生经历的世事多些,对黑暗的认知更加深刻而已。而许广平则拥有青春的梦想,满腔的对现实不平的激愤。她曾这样问鲁迅先生:

  但究竟教育是怎么一回事?是否要许多适应环境的人,可不喜贬损个性以迁就这环境,还是不如设法保全每人的个性呢?

  鲁迅先生所鞭笞过的问题,今日依旧存在。许广平女士青年时期提出的问题,同样也是今日年轻人的问题。现今网络上流传极广,转发率极高的一个帖子就是《人不能改变环境,那么就改变自己》,表面上看,这帖子说得非常在理,实际上不过是“犬儒主义”罢了,要年轻人放弃个性,习惯麻木而已。这便是新的“环境适应论”,其实,这个话题一点都不新鲜,早在1925年3月15日,许广平女士就已经提到了,可见今日我们依旧悲哀。

  对于“环境”,鲁迅先生是这样说的:

  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象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别的路。

  为何人们一再重申“不能改变环境,就改变自己”这一论调呢?因为“酱缸”在哪里,你只有把自己也染黑,并且和其他人一样黑,才能生存下去。所谓“改变自己”,其要旨就是泯灭个性,奉行“犬儒主义”。

  相对于中国的“犬儒”和“酱缸文化”,“乡愿”亦是国人的一大特色。《论语·阳货》中曾说,乡原,德之贼耳。可见,温良敦厚的孔夫子也是非常不齿乡愿的。许广平在1925年3月26日的信中用极愤慨的话说:

  学生历世不久,但所遇南北之士,亦不乏人,而头脑清晰明白大势者却少,数人聚首,非谈衣饰,即论宴会,谈出入剧场。热心做事的人,多半学力太差,而学粹功深的人,就形如槁木,心似死灰,脸踢也踢不动,每一问题发生,聚众讨论时,或托故远去,或看人多举手,即从而举手,赞成反对,定见毫无也。或功则归诸己,过则委诸人,真是心死莫大之哀,对于此辈,尚复何望?

  像这样的指斥,在1925年的通信中,真是枚不胜举。可以说,在第一部分的二三十封信中,许广平这位小友,与鲁迅这位老师是“气味相投”的,尽管在这么多信件中依旧只是谈“大问题”,然而谈“大问题”并不意味着没有情感的萌芽。在初期的通信中,许广平的落款大多循规蹈矩的署上“学生许广平谨上”、或“你的学生许广平上”,然而在当年3月26日的通信中,落款便变成了“学生许广平”,此后的通信中“谨”和“上”二字再也没有出现过。表面上看似乎无甚差别,实际上却大有深意。因为在那个时代。“谨上”二字是写给长辈的信中必有的客套语,此二字消逝,意味着距离上更近了一步。到了当年4月10日的信中,许广平的落款变成了“小鬼许广平”,且前面还有一个括号,内写:鲁迅先生所承认之名。这落款,便多少有些撒娇调皮之态,于言辞的背后有珍贵的情感流露,尽管这时他们所讨论的依旧是“大问题”。

  当时的许广平女士不抵是一个进步青年,更是一个满怀激情与愤世嫉俗的青年。她在当年6月1日的通信中对鲁迅先生说:

  我早知世界不过如此,所以常感苦闷,而自视为废物。其欲利用之者,犹如尸体之供医学上解剖,冀于世不无小补也。至于光明,则老实说来,我活到那么大,就从来没有望见过。

  这种激愤之辞,便颇有鲁迅先生的风格,就连行文的句式,也有鲁迅先生的影子。尽管许广平女士在一步步接近(心理上的接近)鲁迅先生,但鲁迅先生却依旧是含蓄,在回信中一例的署名“鲁迅”,然而在这封信的回复中,他却署名“迅”。怀着犹疑,以及对感情的不确定性,鲁迅先生终于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这一点绝非笔者的揣测,鲁迅先生对自己有明确的自剖。他在后来的一封信中(1927年1月11日)中对许广平说: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指攻击和诋毁鲁迅的青年——笔者注)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这话说的何其沉痛,反映了一个中年男人在情感之路上的孤苦与持重。这也正可看出,他是何等的爱这个“小鬼”,他的犹疑正是他持重的方面,以至于在爱情萌芽的时候,他深深的压抑着自己。

  鲁迅先生是个敢于向前的人,一旦迈出了这一步,便毫不退缩的。此后他的复信中,便一直署名“迅”——这是一个亲昵的自称,不过他对许广平的称呼,依然是“广平兄”三个字。

  然而在当年7月9日的一封“催稿信”(鲁迅先生要求许广平给《莽原》杂志写的稿——笔者注)中,鲁迅先生在开首写道“广平仁兄大人阁下”,在称呼中把“仁兄”“大人”“阁下”并列,则有开玩笑的意思了。还有彼此之间出的“考题”,鲁迅考许广平的是“我家的屋顶是什么样?”(许广平先前已经拜访过鲁迅宅),许广平则考鲁迅“我们教室的天花板是什么样?”就这样,这对灵魂的知音相遇了。

爱情需要想象力

  《两地书》的第二部分,是鲁迅先生与许广平女士在厦门与广州之间的通信。1926年9月间,鲁迅在厦门大学执教,许广平则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担任训育主任。与“北京通信”相比,这一时期的通信大多探讨双方的工作与生活,达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

  鲁迅先生的文字大多犀利如刀,即便是一些晦涩的纯文学篇目,也都像粘稠的黑色毒药。《两地书》中“厦门—广州”的通信虽则依旧含蓄,但是却流露出罕见的温情。从某种意义上说,爱情需要距离,鲁迅先生与许广平恋情的升温与有距离的通信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因为,爱情也需要想象力。

  在信中,许广平女士自称H·M,这是“害马”一词的字母简写。关于此,还有一个小典故,原来先前鲁迅先生曾戏称许广平为“害群之马”,之后便变成了一个昵称。这一昵称后来广而用之,在1927年3月18日赠给许广平的《坟》一书扉页题字上,便有“给害马”的字样,甚至在写给母亲的家信中提到时,也称之为“害马”。

  鲁迅赴厦门大学不久,便自觉不能在这学校长久,之所以捱着,是为了不辜负林语堂邀请他来的一番好意。在此后的通信中,鲁迅一再在信中提及自己所遭遇的排斥,以及期满即离去的心态。而许广平则除了安慰,便是怀着期待的心情,希望鲁迅来广州任教,后来中山大学给鲁迅先生发了聘书,更加坚定了鲁迅先生期满即赴广州的心态。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说,“相思总是通过呆在原地的一方显示出来,而不是离开的那一方;无时不在的我只有通过与总是不在的你的对峙才显出意义”。尽管许广平和鲁迅先生都算是“外来”,然而,对于等待的许广平来说,她确实有着“等待者”那一方的身份。

  情人间的通信本身就是一种充满“想象力”的行为,甚至写信本身就是想象,因为这里面含着“期待”。想象本身制造出的幻觉大于真实的生命实体,因为人对此怀有更高的期望。这一点又被时间和空间加强。等待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它能够把一些非常平淡的事情拔高,令人获得充实。等待是不可思议的,它会催生人对一些事物的认知,使人思考先前未曾思考过的东西,包括自省。先前看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我一直不明白为何作者要小龙女从悬崖上堕下,并且要杨过等待16年。在等待的岁月中,杨过不但武功大为精进,而且思想上也完成升华。也就是说,在等待的岁月中人不是荒度时间,等待本身就含有使生命丰满的力量。

  在1926年9月28日的一封信中,鲁迅先生写道:

  这里的蚂蚁可怕极了,有一种小而红的,无处不到。我现在将糖放在碗里,将碗放在贮水的盘中,然而倘若偶然忘记,则顷刻之间,满碗都是小蚂蚁……

  许广平在回信中说:

  广东……蚊子大出,现在就一面写字,一面在喂它。蚂蚁也不亚于厦门……夜间睡眠中,胳膊还曾被其所咬;食物自然更易招致,即使挂起来,也能缘绳而上,需用水绕,始得平安。

  在10月4日的复信中,鲁迅先生说:

  防止蚂蚁,我现在也用四面围水之法,总算白糖已经安全。而在桌上,则昼夜总有十余匹爬着,拂去又来,没有法子。

  在10月10日的回信中,许广平说:

  防止蚂蚁还有一法,就是在放食物的周围,以石灰粉画一圈,即可避免。石灰又去湿,此法对于怕湿之物可采用。

  光是为了“对付蚂蚁”,便有这么多信,这么多趣味在里头。若是一起相处的夫妇呢,只怕对消灭蚂蚁没有这种热情,这便是“等待”的力量。

  当然,通信中也不都是把“小事”变“趣事”,因为这信件最初并未想过会给第二个人看,是纯粹私人的表达,故而写下来就格外的真,格外的沉痛,也很坦诚的剖出自己的“本相”。在1926年11月28日的一封信中鲁迅先生曾说:

  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预料是活不久的。后来预料并不确中,仍能活下去,遂致弊病百出,十分无聊。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为的剧变而失去了力量。这些瞻前顾后,其实也是很可笑的……我一定于年底离开这里,但我希望H·M也在同地,至少可以时常谈谈,鼓励我再做些有益于人的事。

  这些话说的直率,毫无保留,对于自己的世俗心态,剖析的十分敞亮。人这一生,相对落泪而不觉羞耻的,能有几人?对于先生,许广平就是。

  萍聚云散,聚而相善。1927年1月,鲁迅先生正式任教于中山大学,担任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许广平女士担任他的助教。他们终于真正的走在了一起。

恋爱的模样

  1927年10月3日,鲁迅先生辞去中山大学的教职,与许广平女士一起移居上海。此后,鲁迅先生专心著述,许广平则充当他的助手,协助鲁迅先查资料,抄录稿件,以及精心照料他的生活。

  恋爱是一番什么模样呢?你能想象鲁迅先生恋爱的样子么?《两地书》中有很多恋爱的痕迹,这痕迹主要在称呼里。比如鲁迅称呼许广平为“D.H”、“D.H.M”、“H.M” ,许广平则称呼鲁迅为“B.EL”、“EL.D”、“EL.DEAR”、“D.EL”“EL.L”、“D.EL.D.L” 等等。前面已经说过,H.M是“害马”一词的拼写字母的大写。至于D,则是单词Dear (亲爱的)的缩写。那么,许广平称呼鲁迅先生的“B.EL”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面也有一个典故。EL是单词Elephant(象)的缩写,“B.EL”是“小白象”的意思。D也是Dear (亲爱的)的缩写,不过是前置,或后置罢了。这一点,在鲁迅先生1929年5月15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可以得到印证,在署名的地方画着一只鼻子高举的小象,煞是可爱。原来先生也有这样的调皮。

  恋爱之于人,大概是不分年龄的,鲁迅先生的恋爱就像是老房子失了火——照旧的猛烈。这从“金星石”一事中便可看出,许广平得了一方“金星石”(她以为是玻璃)的印料,叫人给鲁迅先生刻了个章,然后裹在自己亲手织的毛背心里寄了出去。一面在信中叮咛,打开毛背心时要小心,以免印章落地摔碎,同时又说,万一摔碎了也不要紧。

  鲁迅先生自然是极小心的,毛背心固然穿在身上,金星石的印章也小心的收了起来,并托人去上海买印泥,原因是自己的印泥不够好。治印大师送先生的印章也并非没有,比如陈师曾、张越丞、刘淑度、乔大壮、吴德光、陶寿伯均曾为先生治印,然而于其日记中并不见去买新印泥的记录(鲁迅日记记载琐事极多,给某人寄了一信,与某人会面,事无巨细多有记载),特特的为了“金星石”的印章而托人从厦门到上海去买印泥,何也?先生恋爱了啊!

  但托人去上海买印泥还不算,穿了毛背心的先生认为,大概到了冬天也不需要穿棉袍,只要套了毛背心在长袍外面,就很温暖了。这感觉,颇有一些棒小伙恋爱的味道了。天寒固然如是,然而有了恋人亲手织的毛背心,则无论什么霜刀雪剑都不怕了,因为心里暖和。当然,这事照例是要被“害马”痛责的。

  许广平在1926年12月7日的信中说:

  穿上背心,冷了还是要加棉袄,棉袍……的。这样(指鲁迅先生所说的小衫外套背心)就可以过冬了么?傻子,一个新印章,何必特地向上海买印泥去呢,真是多事。

  这话貌似切责,然而于言辞中,还是娇嗔居多。尤其是这一句“傻子”更是令人意会到男女间恋爱的缱绻,这一层先生自然是明白的,恐怕是喜悦在心里吧。

  此外,便还是信。早先读《两地书》,我总不明白为何二人要花不少笔墨探讨信走了几天,某日又写了信……厦门到广州之间的船走几天,若是发出去的信与船到达的时间一样,则这船是携带信件的等等类似推测。后来,我便明白了。恋爱中的人,总是喜欢表达,至于说的内容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我所说话的态度。而信件是否收到,则关乎你是否看到了我的表达,这自然是非常重要的。

  鲁迅先生是沉稳的,善于打“堑壕战”的,他的作战,不但撂倒了敌人,还往往隐藏好了自己,就像是一个顶级的狙击手一般。然而,在恋爱中,他却放弃了打“堑壕战”的老到,毫不犹豫的将自己暴露在哪里。恋爱时写信,便往往有迫不及待的时候,有时候时一封信刚写出便又写一封,有时候是一天写三封,更有甚者,半夜三更写了信去往外面的邮筒投的。自然,半夜出去投递信,同样遭到女友许广平的“切责”,因为邮筒距离略有点远,那是十分危险的,草丛里大概会有蛇。

  信中所言,未必是情话。然而这有什么重要,恋爱中的人,不一定说的都是海誓山盟的言语,便是谈鸡零狗碎,那也是很有滋味的。这也是为何在“厦门—广州”这一部分的通信中,他们会将一些琐事谈的那般有兴味。

  恋爱中的人总是有些痴狂的,先生亦不能免。唯如是,先生才更加的可爱。

爱如水长

  第三部分的通信,鲁迅先生短暂的赴北京,相比第一部分的通信,少了激愤;相比第二部分的通信,少了渴慕;但是却多了温婉和相濡以沫的味道。在1929年5月14日的一封信中,许广平这样写道:

  今天是我们到上海后,你出门区的第一天……

  现在是十四日午后六时二十分,你已经过了崮山,快到济南了。车是走得那么快,我只愿你快些到北京,免得路中挂念。今天听说京汉路不大通,津浦大约不至如此。你到后,在回来之前,倘闻交通不便,千万不要冒险走,只要你平安的住着,我也可以稍慰的。

  昨夜稍稍看书,九时躺下,我总喜欢在楼上,心地比较的舒服些。今天六时半醒来,九时才起,仍是看书和谈天。午后三时午睡,充分休养,如你所嘱,勿念。只是我太安闲,你途中太辛苦了,共患难的人,有时也不能共享一样的境遇,奈何!

  今日收到殷夫的投《奔流》的诗稿,颇厚,先放在书架上了,等你回来再看。

  才子佳人,夫妇和同,堪称人间美事。这封信所说的依旧是平常事,然而却有李义山“何当共剪西窗烛,共话巴山夜雨时”的味道。婚姻是两个成年男女重新确立生命构成的一种方式,不仅意味着对彼此的认同,还有融入。婚姻与恋情,有着本质的区别。恋情更多的是激情,是想象,是冒险;婚姻则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彼此性格的碰撞,是慢慢的熟悉,甚至厌倦,甚至是沦落。相濡以沫的婚姻是人们所推崇的,是爱情形而上的极点。然而,要相濡以沫,也要爱淡如水。水是生命所不可缺失的,否则便不能生存。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寄画图娱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1934年12月,大概是许广平的生日吧,鲁迅先生在给爱妻的礼物《芥子园画谱》上题了这首诗。许广平跟着这个男人一起生活了刚好十年,此时的她对这个男人又有怎样的认识呢?从字面上说,这首诗里还有甘苦同舟的意思。然而再往深里读,不免令人脊背发凉,难道所有的爱情的结局都是这样吗?或许是我对人性的不信任,也或许是我误读了。

  他的本性里其实有很多的黑暗,很多的孤独,甚至很多危险的成分,他是孤夜闪电式的人物。有着闪电般的灿烂与夺目,也有着黑夜般的死寂与沉闷。爱上这样的男人是有风险的,但是许广平女士终究还是追随了他,作为一个奇女子,这也是她的不同之处吧。

  秋夜里的两棵树,还是那般的孤独,刺破了神秘的天空;在酒楼上,仍旧是可看到荒园的雪景;过客不会停下,尽管前面是坟丘……他的黑暗与孤独,是他的选择。旁的人自然是不敢品尝的,然而对于自己的爱人。总不免要接触一点。许广平女士以两种方式,一体的存在,或者是他的战士,他的知音,他的同志,抑或都不是,她只是她的妻子。

  有绵绵不断的生命之水就已经够了。在1929年5月30日的一封信中,鲁迅说:

  你廿五的信今天到,则交通无阻可知,但四五日后就又难说,三日能走即走,否则当改海道,不过到沪当在十日前后了。总之,我当选一个安全的走法,绝不冒险,千万放心。

  当时军阀混战,交通时常阻断,也有流弹伤害行人的事件。鲁迅赴北京,返程自然令人担忧。不过,鲁迅先生惯常有他的稳重,你看,他的回信完全让人放心。这叫人放心的话里,便是爱了。

  〖此文的草就,须感谢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先生、资料部主任刘思源先生,使得我能一睹并阅读藏于馆中《两地书》初版本(1933年4月上海青光书局印行),同时获得大量有关鲁迅先生的珍贵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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